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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程健:中国映象在海外——从电影看中国的世界影响力

海外新闻 时间:2018-12-18 浏览:
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巨大变化举世瞩目。以北美为代表的中国学研究及其重要分支研究领域,随之渐成显学。与之对应的中国图书资讯学也出现了一些相对比较热门的领域,中国电影研究即是其中之一。由于电影擅长对社会历史和人性人心的艺术再现

  本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巨大变化举世瞩目。以北美为代表的中国学研究及其重要分支研究领域,随之渐成显学。与之对应的中国图书资讯学也出现了一些相对比较热门的领域,“中国电影研究”即是其中之一。由于电影擅长对社会历史和人性人心的艺术再现,是映射国家现实的极佳载体,因此,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电影研究”热潮也就别具深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程健馆长集数十年之力,倾心研究中国电影,尤其是海外的中国电影研究,其编著的电影研究书目提要是该领域的基本参考文献。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李明洁教授赴美专访程健先生,以期通过其研究经验及其所熟悉的丰富多元的图书资料,反观海外中国电影研究所生产的中国映象。

  程健(英文名Jim Cheng),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于1989年和1996年分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和图书馆信息硕士学位。1991年至1997年任职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和法律图书馆,1998年至2001年任爱荷华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2001年至2010年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图书馆以及东亚图书馆馆长,2010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2014年出任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副主席,2016年起出任主席职位。著有《中国电影研究书目提要》(香港大学出版社,2004)和《台湾地区电影研究书目提要》(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6)。由于在图书馆东亚电影收藏以及相关电影传播与研究方面的贡献,程健先生荣获2008年美国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评选的“美国图书馆学界年度风云人物”称号。

  程健馆长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办公室接受李明洁教授访谈(摄影:王成志,2017年夏纽约)

  李明洁(以下简称“李”):您曾在美国四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又兼任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的主席。请您谈谈二十一世纪以来,海外以北美为代表性的中国学研究及其书目有哪些代表性的变化?

  程健(以下简称“程”):从我们图书馆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学研究在美国最大的变化,应该是从原来仅仅以书本作为研究的主要依据,发展到目前越来越多地使用多媒体和第一手档案资料。不是说以传统古典研究为特色的美国汉学停下来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还是注重以阅读经典为纲的核心科目,但是变成了跨学科的研究,比如说《红楼梦》现在和日本的《源氏物语》一起研究。

  我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进入东亚图书馆界,当初收集最多的是图书报刊杂志,重视的是善本书收藏。但是现在东亚研究方面,尤其是汉学研究、中国研究,越来越偏重于数字化档案和原始档案资料,我们图书馆就有庞大的数字化档案收藏。这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另一个趋势是强调对非印刷品的多媒体资料的研究与收藏,电影就是其中最典型的项目,像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目前有一名专门研究中国电影的教授、两名研究日本电影的教授、一名研究韩国电影的教授;在电影系还有两名专注于全球电影研究,还有一位研究西藏电影,所以哥大一个大学就有七个教授研究东亚电影,这代表性的显示了东亚电影研究在北美学界强劲势头。与之相对应,哥大东亚图书馆目前拥有国外最大的中文DVD收藏,著名的日本牧野狩电影档案收藏,翁万戈电影胶片档案收藏,科南韩国电影档案收藏。

  李: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我们看到北美的中国学研究中跨学科的项目越来越多,多媒体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大背景和新趋势下,电影变成一个发展非常快且相当热门的领域。根据《亚洲研究书目》(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的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到2000年的百年之间有561条有关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电影研究的文献条目在录,但是从2001年到2017年的短短17年间遽然涌现1514条有关文献条目。您觉得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程:这个不光包括中国电影,整个电影研究现在已是显学。原因可能就是新的一代学者和学生,他们从小就是生长在多媒体环境下,完全看书的话他们都不适应了,很多学生一边上课一边上网,可以一心两用,视频是最受欢迎的载体,我看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吧。由于电影不再局限于影院之中,视觉的强大感染力通过网络对人类影响无时无处不在。美国课堂上,不同学科的教授利用电影辅助其专业教学已成常规,比如《秋菊打官司》和《透析》等电影就被用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学中国当代法律法制与社会关系的课堂上。研究历史、环境保护以及艾滋病的教授们,也同时研究电影中这些主题的展现。美国公众电视频道 PBS 最近报道一位亚裔学者利用动画片的技术拍摄细胞和微生物的教学片。目前全球有五千两百多万观众定期收看免费的 YouTube 网上电影频道。与此同时,电影研究的专家教授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展,比如女性电影研究在美国已经扩展到研究少数民族女性电影。纪录片由于对事实、史实的忠实反映,现在成为电影研究中的一个新热门,例如最近美国极受关注的多集电视纪录片《越南战争》中利用解密的政府档案指出,美国政府在越战中一直担心中国的直接参与。我们在2013年举办“纪录片下的台湾地区”研讨会,就是由哥大教授与台湾地区来的学者探讨当前台湾地区纪录片的发展轨迹。

  李: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您2004年出版的《中国电影研究书目提要》可谓恰逢其时,业界评价也甚高。评论者比较关注其中有关电影的历史事件部分,比如您为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和《创业》及其相关历史事件都设置了专门的章节,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来编辑这些书目资讯的呢?

  程:它们代表了中国电影史发展很重要的部分,作为图书馆员我要保证辑录史实,使后人能够全面公正地看待中国电影研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电影研究中的历史事件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就是说当初整个中国,政府的指导方向、政策的动向,都可以从对特定电影的研究讨论中看到很多来源和细节,我希望学者和今后的学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李:如果您在编辑时,不把它们单独拎出来的话,可能这些历史事件就会淹没在对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概述里面,而不会成为一个个凸显的山峰而引发大家特别的注意了。那么您是不是认为,电影史上的这些事件,就是整个中国现当代社会思潮和文艺发展过程的草蛇灰线呢?

  程:对,因为电影并不仅仅代表的是电影,它甚至代表着整个当初的社会政治环境。专门设置一个篇章也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主观想法,这中间有量变发展出的质变,我发现有这么多的量,就代表一定的质,需要单独列一章出来了。学生和学者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百年之后,他们都可以根据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看到在特定的语境下电影如何导致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环境的变化。

  李:您的《中国电影研究书目提要》收集的是1920年到2003年期间的海内外研究书目。学界的另一个关注焦点是这个时期后半段,您对于非主流电影研究的整理和编辑,这在当时是开创性的。早期中国非主流电影生产于中国,描摹中国,但是当时生存的生态要依仗海外的学者、市场和评价。所以,海外的相关研究资讯就格外值得关注和辨析了。

  程:对,非主流电影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中国特有的现象。非主流电影在美国和中国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在美国不是主要几大电影厂摄制的电影就叫非主流电影。中国非主流电影,根据我2011年发表的文章《嬗变中的当代中国独立电影及其海外收藏》中的界定,应该是:“任何在主流体制外摄制,未受政府资助,或者政府控制的电影厂资助,而是由导演或制片人独立集资拍摄的影片;任何未通过或者未送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内设电影管理局审查而不能在国内公共电影院公映的影片;任何未通过或者未送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内设电影管理局审查而不能在国内公共电影院公映,但是通过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音像出版审查程序而能以DVD形式出版的影片”。非主流电影首先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有非主流电影。政府能够容许这样的电影现象存在,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进步。

  我2015年在哥大学术网站“学术共享”(Academic Commons)上发表 《中国非主流电影篇目:1987-2013》,收集了847部中国非主流电影资料。国外最早涉及中国非主流电影研究的应该是吕彤林教授(爱荷华大学,蒙特利尔大学)。目前众多研究者中最突出的应该是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与张英进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们在2006年联合编辑出版的著作《从地下到独立:当代中国的另类电影文化(From Underground to Independent: Alternative Film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是海外研究中国非主流电影引用最多的教科书。2015年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 Mark Gallagher 对四部国外电影节得奖的中国非主流电影《寒假》 (2010),《白日焰火》(2014),《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4)和《路边野餐》(2015)的博客文章《中国非主流电影的可见与非可见性(The Visibility and Invisibility of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代表了新一代海外学者利用新媒体对中国非主流电影的研究。这里容我不重复这些学者的学术观点。

  据我所知,这些年来非主流电影在国内生存的环境有所变化,但是变化也并不是太多。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自媒体出现后,拍电影太简单了。非主流电影已经不是小众了,而是“中众”的情况,我觉得是好事情。

  李:不论是电影历史事件还是非主流电影,这两个话题其实都比较微妙,既是海内外中国电影研究的两大交汇点,又是特别容易引发争议之处:一方面已有不少中国研究者批评西方影评人对某类电影或电影事件的青睐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夸大了非主流电影的艺术价值,西方世界对中国电影充满了偏见;而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批评是基于对“西方中心论”思维的惯性反抗,在批评西方存在的偏见的同时也渗透着自己的偏见。基于您书中收集的非常丰富的资料,您认为这两方的观点是不是都有失偏颇呢?

  程:这点我很同意你。非主流电影在本土得不到重视,又非常接近生活,有一些艺术水平相当高,它表现的方向很多都是主流媒体表现之外的。当一个社会自身不关注电影这个媒体所表现的某些侧面和具体的历史过程的话,那西方当然愿意注意没有表现的部分,这是人类通性,你越是要掩盖大家越要看,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并正在崛起的大国。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像中美这样交流密切的国家,互相想要完全屏蔽一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实其实是很难的。 海外学者的见解可能有偏颇偏激的表述,其实国内学者例如程青松在2002年就出版了专著《我的摄影机不撒谎》,论述非主流记录电影的发展形成以及其理论基础。另外戴锦华、吕新雨等教授的有关学术论文和著作对非主流电影的评价也经常为海外学者引用。作为一个图书馆员坐拥百年学术收藏,见证学术研究历史文献字里行间的风风雨雨,我相信学术上的争论应该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真理最终会由历史来定谳,这也是我撰写这两部书的初衷。

  非主流电影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无法抹杀的,即使不报道它也还是存在的。很多非主流电影人表现出了自身的艺术良知,因为很多电影做出来不能赚钱,也没有得到名,作为保存这部分历史的艺术家,他们有社会担当;很多电影有艺术家的想象,这个其实在小制作,且低预算的环境下很难得,比如纪录片《铁西区》记载了历史性的中国东北重工业转型,电影《红色雪》的剧本构思和演员表演;《竹林七贤》表现的意识流,艺术程度就比较高。

  李:侯孝贤先生2007年曾说台湾地区的电影“现在基本是残破的,其未来更是不可知的”。您在2016年出版了《台湾地区电影研究书目提要》,收录2744本专著,书目数量超过了收录2568本的“中国卷”。以等量级的导演李安和张艺谋来比较,研究李安的专著是38部,涉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港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出版机构;而张艺谋就只有英汉两种语言,相关专著15本。以中国大陆电影为参照,对台湾地区电影的研究呈现出相当的丰富性,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程:这有几个关键原因,首先就是写作的时间问题,中国电影研究的井喷现象从1990年代末开始,大批博士硕士论文出现。研究张艺谋现在肯定是非常大量,但是当初的量比较小。第二个原因我当初写第一部中国电影研究书目提要,还是刚刚开始进入图书馆界,也没有任何经济支持,我唯一能够使用的资料,是在美国的图书馆资料。我第二本书拿到美国的富布莱特基金,到台湾地区居住了差不多四个多月时间,能够使用的资料范围就差很多。还有一个就是资料的收集保存问题,因为大陆很多地方资料还受限制。台湾地区卷里面最大的量是什么?大批的电影剧本、电影分镜头剧本、手稿,这批资料全部在台北电影资料馆,保存得非常好,对任何人开放,反之我90年代末陪同著名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女士在上海“30年代”餐馆中见到著名作家白桦先生,他告知以他小说《苦恋》改编的电影剧本《太阳和人》保存在杂志社编辑部,外人无法见到。听说国家电影资料馆藏有不少电影分镜头剧本,但是至今未听说有人见过。

  李:您的两本著作都设有“跨学科研究”一章,是电影作为社会映象的极佳佐证。相对中国电影所附的14节,台湾地区的电影有多达34节,比如,电影与原住民、与人类学、与殖民、与环境保护、与女性、与性欲、与同性恋、与宗教、与医学、与精神病,等等。特别是其中,电影与国族认同、本土化和性别相关的研究提供了认识台湾地区乃至电影功能本身的多棱镜式的视角。您能谈谈在编辑这些章节时您的感想吗?

  程:第一,我想这反映的是全球化对中国电影研究的带动吧。我现在写这部中国电影研究应该会更丰富,从1990年代末开始,大中华地区电影发展突飞猛进,我在写台湾地区电影的时候已经充实了很多进去。第二点,台湾地区电影研究还有一个特色,有一代学者是在美国受的教育,他们回到台湾地区变成电影研究领军人物,把美国的跨学科引进台湾地区,把整个台湾地区电影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陈儒修、李道明和焦雄屏等好几位。台湾地区电影研究,学术研究禁区比较少,这也造成它的丰富性。

  李:我们特别留意到您的电影研究书目提要是中英双语的。比如,您编辑的戴锦华教授的《隐形书写》,在英文注释中就提醒读者她对于1990年代中国大众流行文化的研究里面,有对第五六代导演的评述。另外针对刘帼华(音译,Jenny Kwok Wah Lau)编著的《多元现代性:跨文化的东亚中的电影院与大众传媒(Mutiple Modernities: Cinemas and Popular Media in Transcultural East Asian)》 (2003)这本英文著作,您的注释里面又特别讲到作者在对全球化和青年亚文化的评述里,包含对中国第六代导演在二十一世纪发展趋势的评介。这样做的好处是,以中英文为研究语言的学者,都可以从中得到相辅相成的启发。

  程:你看得非常仔细。当初我在写这个书时想尽量客观,但是同时我也想指出比较重要的地方,给读者稍微有一个切入点吧。

  李:您的两本提要都辑录了十种语言发表的有关中国电影的研究书目,除中文和英文外,还有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等等,甚至还有希伯来语。

  程:是的,以色列对中国是很注重的。我当初是无意之中,用国内流行的说法叫“世界影响力”吧,有些电影的确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几种语言大家同时都去翻译或者去评价,这就是影响力了,比如你之前提到的李安导演的片子。

  李:辑录多语文献可能还有另一种价值可能。我看到您在台湾地区卷里面特别谈到日本殖民时期的电影,从1895年开始,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日本学者的研究,都是日语的。

  程:你仔细看的话,会理解为什么电影一直是政治的工具。电影作为政治工具从美国开始就有,当初苏联也是,日本尤其如此,所以日本在殖民时期提出“国策电影”,就是利用电影为殖民政策服务。所以你看到我收录的一大部分就是这类电影事件的影响。当初日本在不同的地方的电影政策跟电影制作都不一样。当初在中国通过“满映”、当时南京伪政府的华北电影制片厂制作了相当多的故事片,甚至利用中国的演员和技术人员。但是反过来,当时真正在台湾地区拍摄的电影,故事片非常有限。因为当初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反抗非常强烈,所以日本人拍了相当多的故事片为所谓国策服务。反过来在当初台湾地区在被日本占领时期只有高山族同胞有一次大起义,日本电影在台湾地区,拍的基本上是纪录片,只拍过唯一一部故事片,用的是大陆的李香兰,演的是高山族女子爱上了日本的小学老师。“电影为政治服务”并不是什么新命题。

  李:您现在已经完成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电影书目提要各一本,在您这本书的前言里讲到,您还要写一本关于香港的。相对于原创性的学术专项研究,资料整理和归纳更要坐冷板凳了。您为什么愿意做这样一份工作,您又是怎样自我评价的呢?

  程:当初做图书馆馆员,我一看这个书架上面,美国、日本、英国的电影研究,全是书目,摆得满满的。这个叫目录学,是最关键的。我一看世界上全部都有,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不仅有大陆还包括有台湾地区和香港,什么都没有,有的话也是非常简短,而且不全面。我既然在美国,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语言,所以我觉得是一种职责吧,我愿意做这个。在电影史上,尤其对世界读者而言,中国电影应该占一个地位,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和香港都有很多杰出的电影。香港电影我是非常期望写,很多可以写,功夫电影都是香港出来的。

  写的话我愿意分开来写。在大中华环境下语言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三个地区互相都有密切联系,但又有独立的发展。你可以在同一语境下,观察其不同的发展轨迹以及受到的影响。问题是我们图书馆馆员编研究书目是一个永久性的遗憾,书目一旦出来就过时了,我现在这两本书是有很多遗憾的。

  李:您经手的电影书籍在这两本书里面的已经超过五千本了。如果我们一定要归纳的话,您认为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电影研究所呈现的中国是怎样的呢?您认为海外中国电影研究有哪些特别值得借鉴的启示又或者有哪些需要警惕的误区呢?

  程:这个其实是非常多方面的,尤其像现在还在开始阶段,中国电影要使世界理解它的学术价值和地位,还有待于大家的努力。

  我觉得电影研究,现在台湾地区比较靠近美国的研究。我去看台湾地区跟美国的博士论文,学术价值非常高,因为他们都要求新观念、新材料、新资料;反过来大陆电影研究,我在2004年看的时候资料还是很有问题的,80%以上没有价值,泛泛而论。我最近看到一些非常不错,跟我2004年以前看的质量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海外的电影研究的误区肯定有,比如视野比较窄,只关注一点,挖得很深很深,但是旁边全不管了。这也是海外汉学都有的问题。西方模式是有的,套用所谓西方的理论模式来谈中国的电影,这也会有误区的。简单套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理论,我就觉得有些地方可以商榷。我本人对电影艺术及其学术研究的论著主要是从图书目录学角度出发,今日所谈定有谬论有待于专家匡正。